三名代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叙利亚宪法委员会会议暂停

新华社日内瓦8月24日电(记者聂晓阳 陈俊侠)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24日下午发表声明说,前来日内瓦参加叙利亚宪法委员会新一轮会议的3名叙利亚代表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当天开幕的会议因此暂停。

声明说,前来参加叙利亚宪法委员会新一轮会议的叙利亚代表在出发前和抵达后均需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得知最新检测结果后,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已通知瑞士当局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采取相关隔离和追踪措施,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从严管党治党走深走实,全面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基层组织建设,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带领各族群众应对风浪考验、战胜困难挑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政治力量。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应对重大斗争、防范重大风险的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认为,制度扶贫是中国减贫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扶贫方式。没有把反贫困制度化,意味着反贫困只能是一个措施化的政策,形成不了整体效应。

精确的反馈机制的建立,使得精准退出成为可能。多位扶贫领域的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退出机制和考核紧密结合,是否符合退出条件,需要通过第三方评估才能确定。例如2018年,包括日部乡在内的马尔康市通过了四川省、阿坝州两级验收和第三方评估,才完成“脱贫摘帽”。安徽省规定贫困县摘帽需经过市级初审再经省级核查,并开展第三方评估。

日部乡幅员956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万分之一,人口却只有3579人。作为马尔康市最偏远的一个乡镇,不封路、不塌方的情况下,开车需要6个小时才能到达县城。罗尔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部乡属于深藏区,共有2个贫困村,贫困户96户,贫困人口424人,是深度贫困地区。

在中国的反贫困路径中,国家自上而下、有组织有层次地实施反贫困战略,并将反贫困纳入到国家发展规划中。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这些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都有明确的目标,还有资金和组织的保证,这意味着中国在国家层面搭好了反贫困的制度性框架。在省级层面,广西、四川、江西等省区发布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都明确要求把扶贫开发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

作为精准识别贫困的重要坐标系,中国的贫困标准也在不断演进。张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中国的贫困标准划线,是以最低生活需求换算成收入来制定,此后又将收入和消费相结合,来设立新的标准。2010年以后,中国又将医疗、教育、住房等要素纳入到国家贫困标准中。

退出机制中,相关退出标准的制定也趋向多维化。以甘肃为例,甘肃省建立了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三级脱贫退出指标体系,贫困人口退出以户为单位,以该户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国家现行扶贫标准、有安全住房、家庭无因贫辍学学生、有安全饮水等7项内容为主要指标,其中“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安全住房”属否决指标。贫困村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综合考虑村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等共13项指标。贫困县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共15项退出指标。

作为帮扶大军的一员,何鑫笑称自己是“化缘书记”。与全国数以万计的扶贫干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何鑫只能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调动个人资源来招引扶贫项目的落地。一方面,扶贫伊始,当地发展产业举步维艰,何鑫鼓励老百姓种植当地传统作物和名贵中草药,并着手优化农产品,通过招引食品深加工项目,来提升农产品的利润。而农产品的销售、品牌包装、交通运输等一系列难题,都需要何鑫自己想方设法解决。但另一方面,何鑫作为既无财权也无事权的挂职干部,扶贫任务被压得很实。

在雷明看来,政府主导模式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动员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扶贫。政府通过产业推动就业,来引入市场机制。政府主动对接市场,提供相应的服务,营造好产业发展环境,保证市场机制通畅。“政府的力量就进行了一个转换,不是传统的大包大揽的方式,而是间接提供服务,柔性主导。”雷明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以区域作为反贫困对象,难以避免一些贫困人口被遗漏。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则指出,“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扶贫,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形成“精英捕获”现象:即扶贫资金和政策受益多的往往是贫困地区中高收入农户,而贫困户由于其个人能力和环境条件等限制很难得到真正帮扶。

由于省里直接掌握着“一把手”们的政治升迁,基于党政“一把手”的责任机制,保障了扶贫攻坚的行政统筹、资金配比、人力资源调配将会得到最优保障。而考核排名所体现的问责压力,将形成倒逼机制。在中央层面采用的省际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媒体暗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等考核方法,进一步压实了责任体制,亦是倒逼各项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地落实。

长期跟踪研究中国扶贫进程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发现,反贫困被系统纳入发展规划后,从中央到地方均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被法律化,成为各级政府持续推进扶贫进程的制度化、规范化约束。2016年11月颁布实施的《贵州省大扶贫条例》,就明确界定了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责任,并对扶贫对象和范围、社会参与扶贫项目和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范。张琦认为,各省相继制定“扶贫条例”,各级政府扶贫攻坚的力度、强度都在加强,物力、财力、人才的保障也较高。

精准扶贫类似于靶向治疗,精准到位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精准施策。以日部乡为例,主要的致贫原因是因病因残、缺乏劳动力和因伤因灾返贫。何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政府通过分派公益性岗位,如山林草场的林管员、草管员、河道管护员、街道卫生员等岗位,来解决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户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对于缺乏劳动力的贫困家庭,则整体纳入低保来兜底保障。对于贫困线之上的相对贫困户,当地通过产业带动集体经济,来提供补充医疗保障。这套机制被何鑫称为“日部乡版的马歇尔计划”。

偏远与闭塞犹如为贫困披上了一层铠甲,难以洞穿。日部乡反贫困的战斗号角吹响于2014年,如今日部乡已实现脱贫摘帽,2019年全乡年人均纯收入达14152元,高于2019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750元”的国家贫困识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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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其他深度贫困地区一样,教育是日部乡的突出短板。得益于18年警察生涯积累的人脉资源,挂职日部乡党委副书记的何鑫,不少时间花在了跟NGO组织做对接,他希望能为日部乡的乡村教育扶贫对接外部的优质资源。

在省级层面,通过建立脱贫攻坚项目库,四川全省逐县逐村逐户编制产业脱贫规划,确保项目安排精准。通过实施扶持就业、移民搬迁、低保政策兜底、医疗救助扶持等计划,可以确保扶贫措施精准到户。雷明认为这是一套精准的工作机制,首先精准识别贫困对象,然后找出真正的致贫原因,再进行个性化的精准施策。

何鑫这样的基层干部,是扶贫责任链条上最末梢的一环。中国行政系统内从上到下,形成了“军令状”式的扶贫攻坚体制。国家的扶贫战略意志可以贯彻到最基层,同时也将扶贫的任务进行逐层分解,直至基层。各地都将扶贫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省、市(州)、县、乡(镇)、村,“五级书记”作为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一把手”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压力向下传递,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构建了一套基于精准考评机制的压力型责任体制,并形成责任链、任务链。

201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路,中国扶贫战略开始转向。多位受访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战略是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深度调整,也是一次创新。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表示,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变“输血”为“造血”,变重GDP为重脱贫成效。

日部乡的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反贫困之战的一个缩影。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累计已有8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

有学者分析,考评机制压力下的扶贫责任体制,一方面,加强督察问责,保障脱贫攻坚成效;另一方面,则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形成激励机制。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西藏实现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是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贡献。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雪域高原的广大同志们,特别是坚守在一线、服务在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乡党委每年都会将反贫困纳入到下一年的发展规划中。”日部乡党委书记罗尔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补基础设施短板、争取项目、争取资金,日部乡每年的发展规划,都是围绕脱贫攻坚开展的。

在开发方式上,中国曾借鉴世界银行农村综合发展的做法。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支持中国西南地区的扶贫项目所采取的方式就是通过农村综合发展来带动贫困人口的收益,项目包括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事业项目以及乡镇企业等产业项目。

在中国行政系统内,大量党政干部被动员进入扶贫领域。截至2019年,全国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共选派驻村工作队24.2万个、驻村干部90.6万人,其中第一书记20.6万人。此外,共有197.4万名乡镇干部加入扶贫攻坚。

习近平指出,广大干部特别是西藏干部要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风。要关心爱护西藏干部职工,完善好、落实好工资收入、住房、就医、子女入学、退休安置等各方面支持政策,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要重视健康保障工作,研发并推广适用高海拔地区的医疗保健新设备新技术,不断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

日部乡党委书记罗尔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部乡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主动对接企业、NGO组织等社会扶贫力量。

在地方层面,以四川省为例,2019年,广东、浙江两省17个市61个县与四川68个贫困县建立了结对关系,24个中央单位和379个省内单位开展定点扶贫;省内7市35县对口帮扶彝区藏区45个深度贫困县;7.6万户民企和商协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

遇有紧急情况,请拨打紧急求助电话911。

中国将反贫困制度化所带来另一个优势是举国体制的高效率,全国上下一盘棋,中国可以按计划完成扶贫攻坚的任务。在制度优势和政治主导的加持下,中国展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动员政府和民间力量一起参与扶贫。

事实上,中国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扶贫开发模式。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认为,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政府主导但不独断,看似按照科层制行政体系的行为方式来推动反贫困,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行政命令式的刚性主导方式,而是一种柔性主导。“当贫困面很大的时候,社会力量力所不及,政府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人的时候要出人,而对于插花式的个体贫困,更多时候需要社会的力量。”雷明说。

习近平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要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工作,揭示环境变化机理,准确把握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的影响,研究提出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方案和工程举措。要完善补偿方式,促进生态保护同民生改善相结合,更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共建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的良性循环长效机制。要加强边境地区建设,采取特殊支持政策,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后顾之忧。

福奇在美国商会举办的视频会议中说,美国现在需要关注的不是如何应对下一波疫情,而是着重眼下的疫情发展。“现在全美正出现多达近7万例的新增病例,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去考虑到9月或10月后会发生什么”,福奇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美东时间7月17日12时34分,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60万例,为3604408例,死亡病例为138649例。环比上周,美国至少38个州出现新增病例数量上升情况。(央视记者 许弢)

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檀学文认为,从2013年以来,贫困识别最大的改进在于动态调整、应纳尽纳,属于饱和式识别,侧重于避免遗漏。未来,现行精准识别机制应做进一步创新,而多维贫困识别和测量则会一揽子纳入相对贫困的识别中。

罗尔特总结日部乡脱贫经验最重要的三条经验是:就业带动全家脱贫,产业对接市场使得村集体经济有了“造血能力”,社会力量的帮扶补上资源短板。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檀学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计算脱贫贡献比例,政府扶贫贡献的是增量减贫,市场一直是最大的贡献者。

叙利亚2011年发生内战。2018年1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决定成立由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民间社会代表组成的叙宪法委员会,这成为叙利亚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叙利亚宪法委员会2019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正式启动,并于当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两轮会议,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军令状”式的扶贫攻坚

习近平指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要重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精确扶贫战略的实施,难点在于如何建立贫困的精确识别机制。

2018年7月,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选派国家级优秀志愿服务团队暖阳公益,在日部乡中心校开展为期15天的融合教育乡村夏令营。项目负责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团委书记薛皓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山里的孩子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项目的目的是希望拓展孩子们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对未来有更大的憧憬。何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目前正在对接“儿童主任”项目。该项目旨在每个村子设置一位专职“儿童主任”,儿童主任的任务之一是收集当地儿童的基本信息,绘制多维贫困图,并督促和帮助当地儿童完成上学就读、就医保健、申请社会救助等事项。

贫困是一个全球问题,反贫困则是一道世界难题。作为政府主导式扶贫的典范,如何破题贫困识别机制难题,如何以政府为主导来构筑反贫困的国家机制,如何发挥举国体制的高效动员能力,中国探索出一套解决反贫困难题的“方法论”。

在精准扶贫体系的运作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机制是精确的反馈和退出机制。何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扶贫的信息会严格比对相关标准,录入脱贫攻坚信息系统。信息是动态更新的,确保信息反馈的精确性,“如果出现因病因灾返贫的情况,会及时更新相关信息。”何鑫说。

在中央层面的推动下,东部发达地区9省(市)、5个计划单列市和4个大城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区、市),中央单位开展定点扶贫,实施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仅2019年,东部地区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就达229亿元,动员社会捐助款物65亿元,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特产品483亿元。中央单位向定点扶贫县直接投入帮扶资金67亿元,引进帮扶资金63亿元,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特产品154亿元。

挂职日部乡党委副书记的何鑫,是一名扶贫干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部乡依靠“建档立卡”制度,来实现贫困的精准识别,贫困户的筛选和定位则是通过“人海战术”,挨家挨户走访来完成。日部乡的扶贫干部下乡需要对每一户贫困家庭的人口、劳动力、收入来源等信息进行精准收集,并佐以相关证明材料。

习近平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优化发展格局为切入点,以要素和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尤其是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设施、就医就学、养老社保等要全覆盖。要围绕川藏铁路建设等项目,推动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更多团结线、幸福路。要培育扶持吸纳就业的能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多渠道市场就业。要培养更多理工农医等紧缺人才,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和未来市场需求办好职业教育,科学设置学科,提高层次和水平,培养更多专业技能型实用人才。

反贫困制度化所带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檀学文认为,这是一种根本性的主动资源导向优势。按照市场原则,资源和市场机会到不了偏僻落后的地方。将反贫困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存在西方模式中的代表者困境,也避免了市场悖论。

日部乡党委书记罗尔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省、州两级部门对县乡是有考核机制的,并建立了一套监测系统。多位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扶贫的考核机制,是以数字为计量核心、将扶贫行动和脱贫成效都予以量化,扶贫任务分解为若干个扶贫指标,再以年度考核和总考核的形式,对帮扶单位和扶贫干部进行考核校验。

在联合国推动下,45名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小组成员近日先后抵达日内瓦,并于24日上午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所在地万国宫举行9个月来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脱贫攻坚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日部乡党委书记罗尔特说。

多位受访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是全球减贫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中国经验”是双向性的,将为全球反贫困难题提供借鉴。

习近平强调,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召开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都根据现实情况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深化对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

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并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由原来的道义式扶贫转向制度性扶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选择开发式扶贫是因为中国的贫困人口多、且大多集中在农村,只能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在发展中摆脱贫困。

例如,四川省考核实施主体为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下设的脱贫攻坚督查考核办公室负责,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考核对象为21个市(州)和“四大片区”88个贫困县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考核内容包含减贫成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扶贫资金使用、监管成效。扶贫考核的排名最终要全省通报,并实行问责追责。

习近平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党委要高度重视涉藏工作,承担起主体责任,加强同西藏自治区的协调配合。中央将继续加大对四省涉藏工作的支持力度,帮助涉藏州县改善基础设施、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特色产业,让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1995年开始,中国制定了以贫困县为主的区域反贫困战略,并建立了“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机制,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大量的资源投入。1988年,中央财政针对扶贫安排专项资金为10亿元,此后逐年增加,到2013年,扶贫专项资金达到了406亿元,增长40倍。国家级贫困县每年获得的巨额财力补贴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往往是一个贫困县全年财政收入总额的好几倍。

《中国新闻周刊》从四川省扶贫开发局获悉,四川建立了省级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通过每年一次的动态调整,四川省级层面可以确保扶贫对象的精准定位。雷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中央到省级再到市县,这套自上而下建立的大数据信息系统,信息非常精准。

中国扶贫战略的早期实施阶段,政府是最强有力的扶贫力量,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来完成减贫任务。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社会力量在扶贫开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7年底,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就发布了《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在战略层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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